映象新闻

《德充符》：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但是毕来德的立足点是那种后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个人，因而他既不将庄子放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与社会政治脉络中思考其起源，也不从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效应回溯庄子思想的踪迹及未曾言说的潜能。所谓静观，也即内省自观的能力，一种与终极的简单照面的方式，事实上，毕来德主张，这种能力乃是我们一般视觉之基础与存在的条件。

⑥ 通过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来刻画自身的主体与主体性范式，显然在这种深层的自反性与自发性中瓦解。个人的道德差异和心理差异不会出现，出现的却是公共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④《庄子四讲》，第124 页。④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深藏在毕来德思想深处的基督宗教的背景，生不是发生与显现，而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至少《庄子》传统中很难看到这样的观念。毕来德在现代性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中看到了与荣格同样的观察，对所处社会之礼俗、道德、法规及其总体精神状态的屈服，构成了人的第二属性，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发现了现代性的主体观，即那种为历史、社会与政治所规定的人。

我觉得，无论是对传统中国的解读，还是对庄子本身的解读，毕来德在带来新颖的吸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成见与教条，后者隐藏在其预设里。显然，对毕来德而言，主体的开端与创造能力唯有在虚空中得以可能、得以显现，而这种虚空作为创造性发生的场所，或者于连所谓的任何特定实现作用的缺席③，满足了毕来德将开创新局面的能力作为主体性构想要素的期待，因此他拒绝以气论理解虚空或混沌④。23据说，西周时期的楚器（例如《楚公逆鎛》）和徐器（例如《王孙遗者钟》），从形制的铭文内容上说，近于周器。

2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4页。所谓经学就是通过传记注疏对经典文本进行解释，并以这种形式阐述思想。对此，王国维的名著《殷周制度论》予以深刻阐明。传世文献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如《诗·长发》、《书·禹贡》，郑玄解释说：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

第一条历史分界线是殷周之际。27参见茅海建著作《近代的尺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诸书的论述。

作为文化认同的德的精神 春秋时期严于夷夏之防，据章太炎先生说，《春秋》经传的意义也具有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刚是的重要意义。15语见《诗经》、《尚书》、《左传》以及《秦公簋》、《齐侯鏄钟》等，释文参考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23《春秋》、《国语》和《史记》记载的楚世系和传说，显示出楚与中国、诸夏的关系很深，也很复杂。（《大雅·崧高》）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

（《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古称禹迹，15禹能够扩大中国的政治版图，依赖的正是德的精神气质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作下畤，祭炎帝（《史记·封禅书》）。17有趣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传说特别丰富，《国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衡量古代遗产的尺度。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应该说，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纵深（它是对古代历史的突破）和现代性建构视野，推动我们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探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独特规律。

《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当时天下万国的情形，即便是周初，至少还有八百诸侯。例如：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然而，在我们看来，历史记忆无论如何重要，却也不能够脱离实际的历史过程本身，不能无视它的客观建构而归之于主观建构。（《史记·赵世家》） 古代哲人反复强调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差异，这无疑使得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意识深邃而开阔。20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22页。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军事上的挫败以及文化上的激荡与冲突，是近代与古代的角斗，也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抗衡的必然结果。所谓解释的传统，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看做是图书馆中的资料。同时，我们还认为，中国早期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开展呈现出某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特点，因为从前轴心时期到轴心时期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整体还是思想传统，都具有显著的绵延不绝又与日常新的特点：绵延不绝是指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而不同于西方历史过程中习以为常的断裂式发展。

……德刑不立，奸宄并至（《国语·晋语六》）。（《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九五） 14如果说德刑、德力是政治设施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德的原则之内就包含了刑与力。

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德的精神气质出现于殷周之际并且成熟于春秋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①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而言，奠基性的早期文化尤其重要，同时，其现时代的创造性亦值得特别关注。

24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往往由于德的精神气质的思想影响和付诸实践而消弭于无形。这些思想充分阐述了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性，以及怀柔远人的政治道德主义，共同酝酿了深厚的西周迄至春秋时期的人文理性传统，亦滋育了儒家政治思想。

殷人和周人都有很强的天命信仰，但其间的区别亦不容忽视：殷人所谓命基本上是宿命性的，而周人的天命观念却经历了德的精神的洗礼，即西周以来的思想主流是借助德的精神改造命的观念，从而赋予了天命更多、更深广的人道因素。通过若干思想史的片段，我们来进一步透视德政之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楚人熟习中国的经典，楚国的文化名人陈良、屈原都倾慕儒家所推崇的仁义之道，《孟子·滕文公上》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这种事实固然主要与诸夏民族开疆拓土的扩张政策有关，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与怀柔远人的文化内聚力有关。

虽然任重而道远，却是可以抵达彼岸的理想。实际上，东亚国家（例如日本与朝鲜）自进入近代门槛以来，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或中华渐行渐远，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世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春秋时期所谓王道，是诉诸德而不是单纯的力。春秋末年、战国初期也出现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变动，即所谓礼崩乐坏。

特别是当以欧美为代表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隐约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征兆之时，省思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和价值及其与日常新的内在动因，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最终的结果是，楚国进行了中国化和华夏化，由夷狄进于中国。

3、9、21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2、392、298页。当然，我们致力于创造新的文化世界的时候，应该具有回到历史深处，重新激活（包括德的精神气质在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它们又将早期历史划分为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前轴心时期。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③之所以用前轴心时期和轴心时期概念刻画早期历史进程，是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古代乃至近、现代历史运动的轨迹中国文化的抟聚力与包容力，使其活力与韧度均非任何政治力量可以用比拟。

另一方面，它们又将早期历史划分为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前轴心时期。当然，这种经典解释的模式和思想展开的方式是与古代中国长期绵延的大一统体制相匹配的。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正在于此。简单地说，倘若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中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她强韧的历史文化意识，而德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核心。